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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廉租房群落背山面海,6幢高层住宅豪气地盘踞着半个山头,为近5000户草根人家提供了租金低廉的住所。

  自2009年夏天落成以来,它已经迎来了国内外数十批访问团体。其中有海外建筑专家、台北市长,也有中国内地城市规划和住房建设部门的官员。但很少有人了解,在这个“示范屋邨”的背后,曾有过一场持续了9年的官民交道——先是拉锯博弈,后是互动互信。

  这里的绝大多数居民,原本是邻近的另一个廉租房群落——牛头角下邨的老住客。11年前,香港政府主导的浩浩荡荡的重建步伐,踏进了那个“修无可修”的老旧屋邨。7幢大楼将全部拆掉,上万名居民却不愿意服从政府安排,离开自己生活了数十年的老地方。

  在社工的帮助之下,一群居民凝聚起来,走进了政府大楼,与政府沟通,表达意见。僵化的行政程序逐步松动,官方最终“顺从民意”,一群居民如愿就近安置。

  新旧更替之间,这些底层市民的家,仅仅挪动了10分钟的路程,从原本的牛头角下邨,搬到了上邨。

  “重建、搬迁、安置总是涉及一系列复杂的因素,很难尽善尽美。”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,当年手执决策大权的香港房屋委员会(简称房委会)前主席郑汉钧表示,“但在这么复杂的环境之下,能帮助市民解决他们的问题,我感觉很安心,很安心。”

  牛头角位于香港九龙半岛的东部,因所处港湾酷似一只牛角而得名。上世纪60年代,港英政府开始在这里兴建成片的公共房屋。地势偏远的海边地皮上,20多幢火柴盒一样的中层建筑拔地而起。为了方便管理,政府将之分为上邨和下邨,其中,下邨又划为一区和二区。

  到了80年代末,一批早期公屋已渐渐老化。负责监管房屋政策的香港房委会发起“整体重建计划”。推土机往前开动,50余个老屋邨一个接一个地消失,住客四散,按照政府安排,分头迁到不同的新屋邨。

  直到推进到最后一个屋邨——牛头角,推土机突然碰到阻力。上邨与下邨一区的老房子已经先后拆迁,二区的住客却拒绝再一次重复政府的搬迁模式。

  2001年1月8日,数十名居民来到香港立法会前的皇后像广场,向议员递交信函,希望政府帮助他们“原邨安置”。这些居民大多是白发苍苍的老人,他们在铁栏杆上挂起一条黄色横幅,上面贴着他们用粉红色A4纸拼贴而成的一句口号——“我有权利原邨安置”。

  “年轻时我适应力很强的,但人老了,要搬到别的地方,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环境,我都不敢想象了。”如今,坐在新家之中,78岁的何回忆着当初走上街头的原因。他头发花白稀疏,说起线年,何和妻子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女搬进牛头角下邨二区。早在1949年以前,这个矮小瘦削的男子就独自从广东来到香港,凭着双手制鞋谋生。

  一年之后,当时才8岁的李达旋也跟着父母和兄长搬入下邨二区的另一幢楼房。这个大家庭一家8口,父亲在街头摆摊为生,母亲在酒楼里当洗碗工。

  李达旋至今记得,牛头角当时“一片荒芜”。在他们的新家脚下,横七竖八地躺着许多铁皮工厂,不远处是一个制作酱油的大酱园,生活设施寥寥无几,通往市区的公交线条。

  成千上万户家庭陆陆续续填满了“火柴盒”,这一片港湾才渐渐有了生气和商机。一些居民在楼下摆起了小摊,卖蔬菜水果、香烟报纸,也有人开起了大排档和茶餐厅。李达旋亲眼看着商铺一间间增多,一片厂房变成了地铁站,大酱园上盖起高级私人公寓。

  2000年前后,当拆迁的消息传入下邨时,牛头角已经成了一片旺地,与居民相伴多年的廉租房则开始老化破损,房子墙壁渗水,石灰脱落,一些地方甚至钢筋外露。香港政府迫切希望为这片地方打造一个全新的面貌。

  但眼看着上邨和下邨一区的老住客分头搬到一些较偏远的廉租房,李达旋却不想再做一次“开荒牛”了。在这套老房子里,他读书,恋爱,结婚成家。

  何也步入了晚年。膝下的儿女一个个成人离家,他与妻子退休在家,每天的日子就围着熟悉的屋邨转悠。那时在下邨二区,与何一样年逾六旬的老住客占了整体居民的1/3,4500多户人家中,超过1500户是独自居住的一老或两老。

  何的邻居,便是一个独居的老太太。老太太记性不好,时常忘带钥匙就出门,干脆把家里的备用钥匙放到何家。每次生病了,年迈的她还要拜托何打电话到医院预约门诊。

  老屋邨里,相识几十年的邻居早已成了朋友。推开家门,那条百米长的走廊就是楼里最热闹的地方。在水泥地的过道上,李达旋曾与小伙伴追逐打闹,放几只拖鞋当分界,就打起乒乓球。大人们喜欢在那里闲坐聊天,或是搬出桌椅,搓一台麻将。

  “人上了年纪,最难受的就是离别了,无论是离开一个地方,还是离开人。”何说。拆迁之前,邻家的老太太总对他念叨:“以后我们两家人还是要住回同一幢楼。”

  但对政府部门而言,将居住在7幢大楼里的居民集体地就近安置,是件奢侈的事情。房委会及其执行部门香港房屋署那时正紧紧盯着一个倒数时间表——作为“整体重建计划”的最后一个屋邨,牛头角的重建工作应在2005/2006年度完成,而下邨二区的居民必须在2003/2004年度彻底迁出。

  当时,对每一个纳入“整体重建计划”的屋邨,民政部门都会出资购买一家民间机构的社工服务。社工搭建政府与市民之间的桥梁,向居民传播政府政策,同时协助居民向官方反映意见。负责牛头角下邨二区重建工作的,是来自香港著名的民间机构——香港圣公会福利协会的社工朱淑芬。

  2000年夏天,朱淑芬第一次来到牛头角下邨,很快发现一群居民就像“盲头苍蝇”。在香港媒体的报道中,牛头角屋邨是一个“三多”社区,“老人多,穷苦人多,残疾人多”。面对拆迁,有意见的底层市民“完全不知如何入手”。

  这位女社工拿起了大喇叭,每隔几晚便在屋邨内最热闹的走廊里举行一场“咨询会”,介绍基本政策之余,她也认识了一群居民。很快,20多个老住客便聚集在圣公会设在下邨的办事处里,其中有何等老年人、李达旋等中年居民,还有不少家庭主妇。

  街坊们开始一起讨论如何争取到就近安置。商讨怎样向政府表达意见时,大家争得面红耳赤。

  “你这样人家不会理睬你的呀,我们要多找些人,去叫口号,去吵一下!”另一个居民却主张要“激烈”。

  朱淑芬这时便叫大家“停一停,想一想”。那时已有10年工作经验的她参与过好几个拆迁项目,对香港的政府架构了如指掌。她向居民分析说,那些出来接见市民的人,一般只是政府部门里的“虾兵蟹将”,骂他们没有一点好处,相反,要和他们“摆道理”。

  “我们要原邨安置,也不能这么横蛮,得先找一个可以安置我们的地点。”在社工的引导下,李达旋提出自己的看法。

  通过朱淑芬的联系,2000年年底,香港规划署接待了这群打算自己找新家的居民。这个政府部门负有向市民公开土地规划信息的责任,为了迁就大家的下班时间,官员特意将见面定在晚上8点。

  在一间会议室里,规划署的一名中层官员带着手下的几个规划师,与十几位居民围坐在大圆桌旁,对着一叠资料,仔细地介绍牛头角一带的规划情况,以及土地归属。在一张规划图上,居民们发现,牛头角上邨拆迁之后,那块土地仍然归属香港房委会,并计划在未来再度兴建公共房屋。

  大家开始研究各种向政府反映意见的途径,寻找官民之间的“中间人”。朱淑芬每天忙着联系不同的政府部门、各派议员以及关注公屋问题的民间组织。做营业代表的李达旋时间最灵活,就忙着参加各种会面。

  可最初,行动的效果并不好。李达旋常常被议员泼冷水,“不好意思,我45分钟后还约了其他市民,你可以快点说吗?”“政府为什么要给你们这块地呢?社会其他阶层的人可能不同意啊!”

  约见基层官员,听到的又总是基本政策。“他们说来说去都是那一句,带着我们游花园,游到晕了也没有答案。”居民们那时都把官员叫作“录音机”。

  大家开始变得沮丧。朱淑芬这时又试着引导:“他们不回答你们是正常的。我们不如想想,有什么办法,能让官员不能不回答你的问题呢?”

  李达旋认为,争取的东西“实在很大”,“地就是资源,资源就是钱啊!如果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,成功的机会真的不大”。

  说话向来慢吞吞的何这时也激动起来,在这位老人看来,他们跟政府谈判,“最大的筹码就是一群邨民”。

  “全邨调查问卷”立即启动。“每一户都有权利和责任来表达意见!”他们强调。为了把问卷分派到4500多户人家,100多名居民行动起来。白天,老人家先把问卷派到每家每户,年轻人下班回邨,再逐家逐户回收问卷。

  两个月下来,收集到的问卷超过2500份,其中超过90%的住户表示,希望集体就近安置。“这好了,如果你不让我们一起搬,我们就赖死不搬了!”

  换到政府部门的角度,就近安置“绝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”。居民所看中的那块地上,当时还耸立着一批老屋邨。预计要到2009年,新的屋邨才能落成。要满足居民的要求,“整体重建计划”就必须延期三四年。

  拖延大型工程,不仅会影响政府信用,也意味着香港的纳税人可能为之付出更多的钱。香港媒体报道指出,牛头角下邨如果拖延拆迁,“估计每年要多花保养维修费用约1700万元”,还强调事件已经“引起审计署关注,不排除会跟进调查”。

  对外界的种种声音,下邨二区的一群居民“见招拆招”。通过调查问卷,他们清晰地表达出民意——为了就近安置,绝大多数居民都愿意等待3~5年。

  他们还学会了“站在政府的角度”来考虑问题。“如果政府给我们这块地,让我们老人家一起搬过去,那往后政府的麻烦就少了。”李达旋一板一眼地分析起来,“老人家适应上没什么问题,政府也就不用花钱资助一批社工来照顾他们了。”

  通过朱淑芬的联系,居民们约见了一批又一批的政府工作人员,从基层的房委会委员,到更高级别的房屋署助理署长。会面的流程都是相似的:几位老住客陆续“讲苦况”,“摆道理”,负责主持的李达旋作最后陈述,强调“居民的要求很强烈,我们一定会锲而不舍地努力”,最后,邀请官员作出回应。

  “今天,我只是来听听居民意见的。”“我们会把大家的意见记录下来,跟署方反映。”官员的发言也每每雷同。

  一群居民还不知道,表面上顽固得“像铁板一块”的政府部门,此时已慢慢松动。在房委会内部,对牛头角下邨二区的拆迁问题,出现了不同的声音。

  在香港,掌管房屋问题决策大权的房委会有着一套独特的决策机制。20多名委员组成一个决策小组,半数委员是来自不同政府部门的官员,另一半委员则是由行政长官亲自委任的“社会人士”,其中有专业工程师、商人、社工等。

  “延期问题只是借口而已,既然我们有多余的土地,为什么不能满足市民需求呢?”来自民间组织香港公屋联会的委员王坤提出。

  “为什么住公屋,就一定要住到山沟里呢?一个老人家以后的生活受影响了,这又等于多少钱呢?”另一位身为资深社工的委员吴水丽这样认为,“房委会应该尽量听取居民意见,他们是实际住在那里的人。”

  不久之前,这两位“非官方委员”都曾与居民会面。为了帮助居民,他们特意去找当时的房委会主席郑汉钧,“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”。这位主席当即含蓄地表示,他会“认真、审慎地考虑一下”。

  接管房委会之前,郑汉钧是香港颇有威望的高级结构工程师。上世纪90年代末,香港公共房屋爆出“短椿丑闻”,一批居屋(注:类似于内地的经济适用房)被查出有严重的结构漏洞。为了调查此事,挽回政府信用,时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委托郑汉钧出任房委会主席。2000年10月,“临危受命”之时,他已73岁。

  “老人家最知道老人家的心意。”郑汉钧还记得,听闻居民的诉求时,自己的第一反应是“非常之同情”。出生于天津的他自1958年起便把家安在了香港跑马地,从此再没搬过家。

  戴一副金丝眼镜、习惯穿一身笔挺西装的他决定亲自到牛头角下邨“巡视一下”。居民与他聊天时的那份“诚恳”让他印象深刻。“他们不是乱要求,那里的环境、邻居都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,离开那里会扰乱他们的心情和健康。”

  郑汉钧随后安排房屋署官员制作一个可行性报告,仔细分析下邨二区的老房子还能支撑几年,而原本为下邨居民准备的其他公屋单位又该如何再次分配。在这位高官看来,“以民为本,尽量为市民解决问题,是官方应该做的”。

  2002年6月7日,房委会决策小组开会讨论这一拆迁问题。根据房屋署的专业评估报告,下邨二区的楼宇结构可以在延期时间内继续维持。来自房屋署的委员作出让步,郑汉钧最终拍板,表示房委会决定“顺应居民要求”。

  会议才开到一半,吴水丽与王坤便走出会场,宣布房委会的决定。在房委会大楼底下,十几位年迈的老人已经举着横幅等候多时。听到这个好消息,一位头发灰白、背着小挎包的婆婆忍不住拿起麦克风,用颤抖的声音连连感谢两位委员。

  时隔多年,朱淑芬依然用“奇迹”来形容这场官民互动。“这种由下而上,由居民去影响政府,然后真的有所改变的例子其实不多。”

  “多谢你,553房,照顾了我们一家人这么多年!”2009年夏天,快将离开牛头角下邨时,何用摄像机把自己的家前前后后拍了个遍,边拍老人边自言自语道。

  不久后,何与老伴便和3100多户人家(此前有1000余户已先行迁至他处)一起,把家搬到了牛头角上邨。邻家的老太太,又与他们一家住上了同一幢楼房。

  刚搬入30多平方米的一居室时,何常常在家里“迷路”,心里想着去浴室,结果就进了厨房。那个他住了42年的家,原本小得“转个身就到床”。

  可是很快,他的生活又回到一贯的节奏。清晨,他先去相熟的酒楼吃点心、会茶友。紧接着的白天,他就在牛头角不同的社区中心参加活动。在新家的床头,他挂起了一本大日历,小方格里用红笔填满了日程:二四六学太极,一和五去电脑班,时常还得去帮忙筹办社区活动。

  新家附近的一切生活设施,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了如指掌。就连整个新屋邨的结构与设计,他都如数家珍。“你看,从这里到半山,有11.5米,到山顶,就有15米了。”“这个屋邨一共有300多张长椅,每一张的材料都是环保胶。”

  2002年夏天,“原邨安置”决策一出,房屋署的一群建筑师就开始规划位于牛头角上邨的新屋邨。

  “如果政府早点知道什么是我们需要的,什么是我们不需要的,那不是更好?”在一次居民会议上,有人提出。他喜欢到不同的公共屋邨闲逛,结果发现许多由政府一手建造的设施刚刚落成就出现问题,不停修修补补,“很扰民”。

  对于向政府表达意见,大家此时已信心十足。“原来,愿意付出和理性地提意见,是真的可以带来改变的。”李达旋说。

  一群居民纷纷提议,自己要“关注”新家的设计。对建筑规划一无所知的朱淑芬硬着头皮,再次协助居民联系房屋署,要求该部门向居民“阐述重建项目的规划和设计”。

  不久之后,房屋署的建筑师王国兴真的抱着一大堆设计图纸,来到牛头角下邨,会见一群居民。“他们是用家,是以后真的要住在那儿的,我觉得应该给他们交代一下。”这个年轻的建筑师说。

  居民们还给王国兴送上一本亲手制作的小书。在这本花花绿绿的小册子上,大家列出了他们利用周末一起去“逛屋邨”时发现的香港公屋的种种问题,还附上了自己拍摄的图片、搜集的数据,并一一写下具体的建议。

  “如果你提的意见我们可以做到,做了之后又对居民更好,那为什么不去做呢?”本着这个“简单”的想法,房屋署的建筑小组采纳了许多居民的建议。

  多年以后,前往牛头角上邨参观的赵路兴惊讶于这个廉租房群落细致的规划。他来自中国内地,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。他发现,房屋署的建筑师们甚至专门研究了季风对高楼的影响,以便让廉租房的通风效果更好。

  在居民的提议之下,牛头角上邨还有着成熟的公共空间:整个屋邨添置了300多张长椅,方便居民休憩与闲聊。为了防止椅子在夏天遇热发烫,房屋署放弃了原来的不锈钢材料,采用居民提议的环保材料。山脚的大型广场上,按照居民提议,撑起了一个白色帐篷,方便社区举行大型聚会。

  这也让赵路兴得到启发。“以前我们设计保障房,光想着房子里头怎么弄,没想到其实这些低收入住户,他们也需要户外空间,去互相交往。”

  “那时候我们和房屋署,什么都可以商量。”坐在位于37层的新家之中,何对一切都感到很满意。

  听取居民意见后,房屋署在屋邨内增加了许多有利于老人的设施。从山脚到山顶,不锈钢扶手随处可见,方便年迈者扶着行走。每一条残疾人通道都宽敞平坦,可让两架轮椅同时通过。大楼之内,蓝色的指示牌映衬在涂着黄色油漆的墙面上,字体特大而清晰,方便老人在每一层20多个单元中顺利找到自己的家。

  “他们是讲道理的,我们交流的模式,完全不是他们故意针对我们,我们又不停地为自己辩护。”王国兴慢悠悠地比划着手势,回忆当年与居民的交流。他习惯用“互动”来形容这种交流。在长达数年的互动之中,政府与民众之间“互信多了”。

  “我们不再去管设计到底漂亮不漂亮,或者是不是我们政府最想做的,完全是街坊想做什么,我们就去帮他们实现。”王国兴说。

  在赵路兴看来,廉租房修建过程中这样的公众参与,内地城市相较之下“还有很大差距”。“他们的建筑师可以听到居民意见,知道居民的住房需求到底是什么,我们建筑师听不到。”

  “以前我们也有咨询公众意见,但那是单方面的,其实是我们先把一个东西做好了,然后问大家觉得好不好。”王国兴有点儿不好意思地笑着说,而房委会“原邨安置”的决策,给了房屋署一个契机,让政府“从零做起”,“和街坊一起做一样东西出来”。

  在全港700多万市民中,约有30%的市民长期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廉租房里。这些廉租房的单位面积为30~60平方米不等,租金约为同地区市场价格的1/4,为一批底层市民提供了有保障的安身之所。然而,在普通香港市民的心中,“屋邨”并不仅仅意味着价格低廉的福利住房。

  拆迁之前,牛头角下邨二区吸引了许多怀旧的市民。中国足球彩票有人特意去为一幢幢老旧的楼房留张影,有人去寻访40多年前就开始经营的传统美食,一碗牛杂,或一碗鲜虾云吞面,也有人只想去感受一下那种独特的邻里关系。

  “在社会现实的急速发展过程中,我们都迫不得已地经常要跟所爱所属的说道别,唯一令我们安慰的,就是我们一同经历的种种喜怒哀乐,日常种种片段点滴……集合沉淀起来便是不可磨灭的集体回忆。”探访牛头角下邨之后,香港作家欧阳应霁这样写道。在他眼里,每一个旧社区都有它“独特诱人的老味道”。

  历经一年多的拆除之后,牛头角下邨眼下荡然无存,不久之后,空置的土地上将重新兴建一个大型社区活动中心。

  为了保存旧社区的集体回忆,王国兴特意在新屋邨的山脚下设立了十几个玻璃壁橱。射灯之下精致陈设的,是他从老住客那儿淘回来的一批旧物品:一个绣花盘,一张黑胶唱片,一套雕花陶瓷茶具,几部海鸥牌相机……

  房屋署请来一位摄影师,专门为牛头角下邨二区留存下生活片段的影像。那条空旷无人的悠长走廊,一位老人打开家门的瞬间,几个街坊笑着聊天的一幕,都被一一收进了相机。照片随后被打印放大,挂在新屋邨的里里外外,变成了新生活的背景。

  “其实这些我们都不用看啦,都记得。”在一幅记录下邨中秋晚会的照片前,有居民笑着说。许多居民最满意的,是搬迁之后,“那份情还在”。

  走在屋邨附近,何总会听到有人大喊一声:“何伯。”他老了,渐渐想不起眼前那些老街坊的名字,可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让他的眼睛笑成了两条缝。在菜市场,鱼档老板与他相识多年,老人还没走近,鲜鱼便已为他切好。

  “只买那5块钱的鱼,我都不好意思了,人家生意难做啊。”说起这些,何一直地笑。妻子常去女儿家中帮忙带外孙,何在屋邨里自得其乐,坚持每一顿饭都自己做。

  为了感谢多年以前房委会作出的决定,搬迁之前,一群居民特地邀请郑汉钧“重游故地”。“这么多年过去了,别人还记得我,真是没白做这个房委会主席!”这位已经卸任的高官马上接受邀请,穿上一身深蓝色西装,来到了下邨。

  李达旋至今记得,这位主席“毫无官样”。他与老街坊在屋邨的篮球场上边走边聊,还不时拿起自己的高级单反相机,对准老屋。

  “我最满意的是可以让居民,特别是长者,可以很健康,无忧无愁地安享晚年。”时隔多年回忆起当年的决定,郑汉钧说,“作为决策者,我自己都有一份满足感。”

  当年的决策现在已经融进了居民的日常生活。新屋邨的山脚下,两位年近八旬的老伯坐在一棵大榕树旁回忆过去。

  “美心(餐厅)这个灯箱啊,我年轻时不就是做这个嘛。那时哪有现在的人幸福啊,有什么做什么……”

 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。30多岁的时候他们便已相识,常常互相介绍工作。后来,他们一人扶着拐杖,一人坐着轮椅,一起从牛头角下邨搬到了上邨。

  这个廉租房群落背山面海,6幢高层住宅豪气地盘踞着半个山头,为近5000户草根人家提供了租金低廉的住所。

  自2009年夏天落成以来,它已经迎来了国内外数十批访问团体。其中有海外建筑专家、台北市长,也有中国内地城市规划和住房建设部门的官员。但很少有人了解,在这个“示范屋邨”的背后,曾有过一场持续了9年的官民交道——先是拉锯博弈,后是互动互信。

  这里的绝大多数居民,原本是邻近的另一个廉租房群落——牛头角下邨的老住客。11年前,香港政府主导的浩浩荡荡的重建步伐,踏进了那个“修无可修”的老旧屋邨。7幢大楼将全部拆掉,上万名居民却不愿意服从政府安排,离开自己生活了数十年的老地方。

  在社工的帮助之下,一群居民凝聚起来,走进了政府大楼,与政府沟通,表达意见。僵化的行政程序逐步松动,官方最终“顺从民意”,一群居民如愿就近安置。

  新旧更替之间,这些底层市民的家,仅仅挪动了10分钟的路程,从原本的牛头角下邨,搬到了上邨。

  “重建、搬迁、安置总是涉及一系列复杂的因素,很难尽善尽美。”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,当年手执决策大权的香港房屋委员会(简称房委会)前主席郑汉钧表示,“但在这么复杂的环境之下,能帮助市民解决他们的问题,我感觉很安心,很安心。”

  牛头角位于香港九龙半岛的东部,因所处港湾酷似一只牛角而得名。上世纪60年代,港英政府开始在这里兴建成片的公共房屋。地势偏远的海边地皮上,20多幢火柴盒一样的中层建筑拔地而起。为了方便管理,政府将之分为上邨和下邨,其中,下邨又划为一区和二区。

  到了80年代末,一批早期公屋已渐渐老化。负责监管房屋政策的香港房委会发起“整体重建计划”。推土机往前开动,50余个老屋邨一个接一个地消失,住客四散,按照政府安排,分头迁到不同的新屋邨。

  直到推进到最后一个屋邨——牛头角,推土机突然碰到阻力。上邨与下邨一区的老房子已经先后拆迁,二区的住客却拒绝再一次重复政府的搬迁模式。

  2001年1月8日,数十名居民来到香港立法会前的皇后像广场,向议员递交信函,希望政府帮助他们“原邨安置”。这些居民大多是白发苍苍的老人,他们在铁栏杆上挂起一条黄色横幅,上面贴着他们用粉红色A4纸拼贴而成的一句口号——“我有权利原邨安置”。

  “年轻时我适应力很强的,但人老了,要搬到别的地方,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环境,我都不敢想象了。”如今,坐在新家之中,78岁的何回忆着当初走上街头的原因。他头发花白稀疏,说起线年,何和妻子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女搬进牛头角下邨二区。早在1949年以前,这个矮小瘦削的男子就独自从广东来到香港,凭着双手制鞋谋生。

  一年之后,当时才8岁的李达旋也跟着父母和兄长搬入下邨二区的另一幢楼房。这个大家庭一家8口,父亲在街头摆摊为生,母亲在酒楼里当洗碗工。

  李达旋至今记得,牛头角当时“一片荒芜”。在他们的新家脚下,横七竖八地躺着许多铁皮工厂,不远处是一个制作酱油的大酱园,生活设施寥寥无几,通往市区的公交线条。

  成千上万户家庭陆陆续续填满了“火柴盒”,这一片港湾才渐渐有了生气和商机。一些居民在楼下摆起了小摊,卖蔬菜水果、香烟报纸,也有人开起了大排档和茶餐厅。李达旋亲眼看着商铺一间间增多,一片厂房变成了地铁站,大酱园上盖起高级私人公寓。

  2000年前后,当拆迁的消息传入下邨时,牛头角已经成了一片旺地,与居民相伴多年的廉租房则开始老化破损,房子墙壁渗水,石灰脱落,一些地方甚至钢筋外露。香港政府迫切希望为这片地方打造一个全新的面貌。

  但眼看着上邨和下邨一区的老住客分头搬到一些较偏远的廉租房,李达旋却不想再做一次“开荒牛”了。在这套老房子里,他读书,恋爱,结婚成家。

  何也步入了晚年。膝下的儿女一个个成人离家,他与妻子退休在家,每天的日子就围着熟悉的屋邨转悠。那时在下邨二区,与何一样年逾六旬的老住客占了整体居民的1/3,4500多户人家中,超过1500户是独自居住的一老或两老。

  何的邻居,便是一个独居的老太太。老太太记性不好,时常忘带钥匙就出门,干脆把家里的备用钥匙放到何家。每次生病了,年迈的她还要拜托何打电话到医院预约门诊。

  老屋邨里,相识几十年的邻居早已成了朋友。推开家门,那条百米长的走廊就是楼里最热闹的地方。在水泥地的过道上,李达旋曾与小伙伴追逐打闹,放几只拖鞋当分界,就打起乒乓球。大人们喜欢在那里闲坐聊天,或是搬出桌椅,搓一台麻将。

  “人上了年纪,最难受的就是离别了,无论是离开一个地方,还是离开人。”何说。拆迁之前,邻家的老太太总对他念叨:“以后我们两家人还是要住回同一幢楼。”

  但对政府部门而言,将居住在7幢大楼里的居民集体地就近安置,是件奢侈的事情。房委会及其执行部门香港房屋署那时正紧紧盯着一个倒数时间表——作为“整体重建计划”的最后一个屋邨,牛头角的重建工作应在2005/2006年度完成,而下邨二区的居民必须在2003/2004年度彻底迁出。

  事实上,对推土机前的官民纠纷,香港政府早有应对机制。当时,对每一个纳入“整体重建计划”的屋邨,民政部门都会出资购买一家民间机构的社工服务。社工搭建政府与市民之间的桥梁,向居民传播政府政策,同时协助居民向官方反映意见。负责牛头角下邨二区重建工作的,是来自香港著名的民间机构——香港圣公会福利协会的社工朱淑芬。

  2000年夏天,朱淑芬第一次来到牛头角下邨,很快发现一群居民就像“盲头苍蝇”。在香港媒体的报道中,牛头角屋邨是一个“三多”社区,“老人多,穷苦人多,残疾人多”。面对拆迁,有意见的底层市民“完全不知如何入手”。

  这位女社工拿起了大喇叭,每隔几晚便在屋邨内最热闹的走廊里举行一场“咨询会”,介绍基本政策之余,她也认识了一群居民。很快,20多个老住客便聚集在圣公会设在下邨的办事处里,其中有何等老年人、李达旋等中年居民,还有不少家庭主妇。

  街坊们开始一起讨论如何争取到就近安置。商讨怎样向政府表达意见时,大家争得面红耳赤。

  “你这样人家不会理睬你的呀,我们要多找些人,去叫口号,去吵一下!”另一个居民却主张要“激烈”。

  朱淑芬这时便叫大家“停一停,想一想”。那时已有10年工作经验的她参与过好几个拆迁项目,对香港的政府架构了如指掌。她向居民分析说,那些出来接见市民的人,一般只是政府部门里的“虾兵蟹将”,骂他们没有一点好处,相反,要和他们“摆道理”。

  “我们要原邨安置,也不能这么横蛮,得先找一个可以安置我们的地点。”在社工的引导下,李达旋提出自己的看法。

  通过朱淑芬的联系,2000年年底,香港规划署接待了这群打算自己找新家的居民。这个政府部门负有向市民公开土地规划信息的责任,为了迁就大家的下班时间,官员特意将见面定在晚上8点。

  在一间会议室里,规划署的一名中层官员带着手下的几个规划师,与十几位居民围坐在大圆桌旁,对着一叠资料,仔细地介绍牛头角一带的规划情况,以及土地归属。在一张规划图上,居民们发现,牛头角上邨拆迁之后,那块土地仍然归属香港房委会,并计划在未来再度兴建公共房屋。

  大家开始研究各种向政府反映意见的途径,寻找官民之间的“中间人”。朱淑芬每天忙着联系不同的政府部门、各派议员以及关注公屋问题的民间组织。做营业代表的李达旋时间最灵活,就忙着参加各种会面。

  可最初,行动的效果并不好。李达旋常常被议员泼冷水,“不好意思,我45分钟后还约了其他市民,你可以快点说吗?”“政府为什么要给你们这块地呢?社会其他阶层的人可能不同意啊!”

  约见基层官员,听到的又总是基本政策。“他们说来说去都是那一句,带着我们游花园,游到晕了也没有答案。”居民们那时都把官员叫作“录音机”。

  大家开始变得沮丧。朱淑芬这时又试着引导:“他们不回答你们是正常的。我们不如想想,有什么办法,能让官员不能不回答你的问题呢?”

  李达旋认为,争取的东西“实在很大”,“地就是资源,资源就是钱啊!如果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,成功的机会真的不大”。

  说话向来慢吞吞的何这时也激动起来,在这位老人看来,他们跟政府谈判,“最大的筹码就是一群邨民”。

  “全邨调查问卷”立即启动。“每一户都有权利和责任来表达意见!”他们强调。为了把问卷分派到4500多户人家,100多名居民行动起来。白天,老人家先把问卷派到每家每户,年轻人下班回邨,再逐家逐户回收问卷。

  两个月下来,收集到的问卷超过2500份,其中超过90%的住户表示,希望集体就近安置。“这好了,如果你不让我们一起搬,我们就赖死不搬了!”

  换到政府部门的角度,就近安置“绝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”。居民所看中的那块地上,当时还耸立着一批老屋邨。预计要到2009年,新的屋邨才能落成。要满足居民的要求,“整体重建计划”就必须延期三四年。拖延大型工程,不仅会影响政府信用,也意味着香港的纳税人可能为之付出更多的钱。香港媒体报道指出,牛头角下邨如果拖延拆迁,“估计每年要多花保养维修费用约1700万元”,还强调事件已经“引起审计署关注,不排除会跟进调查”。

  对外界的种种声音,下邨二区的一群居民“见招拆招”。通过调查问卷,他们清晰地表达出民意——为了就近安置,绝大多数居民都愿意等待3~5年。

  他们还学会了“站在政府的角度”来考虑问题。“如果政府给我们这块地,让我们老人家一起搬过去,那往后政府的麻烦就少了。”李达旋一板一眼地分析起来,“老人家适应上没什么问题,政府也就不用花钱资助一批社工来照顾他们了。”

  通过朱淑芬的联系,居民们约见了一批又一批的政府工作人员,从基层的房委会委员,到更高级别的房屋署助理署长。会面的流程都是相似的:几位老住客陆续“讲苦况”,“摆道理”,负责主持的李达旋作最后陈述,强调“居民的要求很强烈,我们一定会锲而不舍地努力”,最后,邀请官员作出回应。

  “今天,我只是来听听居民意见的。”“我们会把大家的意见记录下来,跟署方反映。”官员的发言也每每雷同。

  一群居民还不知道,表面上顽固得“像铁板一块”的政府部门,此时已慢慢松动。在房委会内部,对牛头角下邨二区的拆迁问题,出现了不同的声音。

  在香港,掌管房屋问题决策大权的房委会有着一套独特的决策机制。20多名委员组成一个决策小组,半数委员是来自不同政府部门的官员,另一半委员则是由行政长官亲自委任的“社会人士”,其中有专业工程师、商人、社工等。

  “延期问题只是借口而已,既然我们有多余的土地,为什么不能满足市民需求呢?”来自民间组织香港公屋联会的委员王坤提出。

  “为什么住公屋,就一定要住到山沟里呢?一个老人家以后的生活受影响了,这又等于多少钱呢?”另一位身为资深社工的委员吴水丽这样认为,“房委会应该尽量听取居民意见,他们是实际住在那里的人。”

  不久之前,这两位“非官方委员”都曾与居民会面。为了帮助居民,他们特意去找当时的房委会主席郑汉钧,“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”。这位主席当即含蓄地表示,他会“认真、审慎地考虑一下”。

  接管房委会之前,郑汉钧是香港颇有威望的高级结构工程师。上世纪90年代末,香港公共房屋爆出“短椿丑闻”,一批居屋(注:类似于内地的经济适用房)被查出有严重的结构漏洞。为了调查此事,挽回政府信用,时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委托郑汉钧出任房委会主席。2000年10月,“临危受命”之时,他已73岁。

  “老人家最知道老人家的心意。”郑汉钧还记得,听闻居民的诉求时,自己的第一反应是“非常之同情”。出生于天津的他自1958年起便把家安在了香港跑马地,从此再没搬过家。

  戴一副金丝眼镜、习惯穿一身笔挺西装的他决定亲自到牛头角下邨“巡视一下”。居民与他聊天时的那份“诚恳”让他印象深刻。“他们不是乱要求,那里的环境、邻居都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,离开那里会扰乱他们的心情和健康。”

  郑汉钧随后安排房屋署官员制作一个可行性报告,仔细分析下邨二区的老房子还能支撑几年,而原本为下邨居民准备的其他公屋单位又该如何再次分配。在这位高官看来,“以民为本,尽量为市民解决问题,是官方应该做的”。

  2002年6月7日,房委会决策小组开会讨论这一拆迁问题。根据房屋署的专业评估报告,下邨二区的楼宇结构可以在延期时间内继续维持。来自房屋署的委员作出让步,郑汉钧最终拍板,表示房委会决定“顺应居民要求”。

  会议才开到一半,吴水丽与王坤便走出会场,宣布房委会的决定。在房委会大楼底下,十几位年迈的老人已经举着横幅等候多时。听到这个好消息,一位头发灰白、背着小挎包的婆婆忍不住拿起麦克风,用颤抖的声音连连感谢两位委员。

  时隔多年,朱淑芬依然用“奇迹”来形容这场官民互动。“这种由下而上,由居民去影响政府,然后真的有所改变的例子其实不多。”

  “多谢你,553房,照顾了我们一家人这么多年!”2009年夏天,快将离开牛头角下邨时,何用摄像机把自己的家前前后后拍了个遍,边拍老人边自言自语道。不久后,何与老伴便和3100多户人家(此前有1000余户已先行迁至他处)一起,把家搬到了牛头角上邨。邻家的老太太,又与他们一家住上了同一幢楼房。

  刚搬入30多平方米的一居室时,何常常在家里“迷路”,心里想着去浴室,结果就进了厨房。那个他住了42年的家,原本小得“转个身就到床”。

  可是很快,他的生活又回到一贯的节奏。清晨,他先去相熟的酒楼吃点心、会茶友。紧接着的白天,他就在牛头角不同的社区中心参加活动。在新家的床头,他挂起了一本大日历,小方格里用红笔填满了日程:二四六学太极,一和五去电脑班,时常还得去帮忙筹办社区活动。

  新家附近的一切生活设施,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了如指掌。就连整个新屋邨的结构与设计,他都如数家珍。“你看,从这里到半山,有11.5米,到山顶,就有15米了。”“这个屋邨一共有300多张长椅,每一张的材料都是环保胶。”

  2002年夏天,“原邨安置”决策一出,房屋署的一群建筑师就开始规划位于牛头角上邨的新屋邨。

  “如果政府早点知道什么是我们需要的,什么是我们不需要的,那不是更好?”在一次居民会议上,有人提出。他喜欢到不同的公共屋邨闲逛,结果发现许多由政府一手建造的设施刚刚落成就出现问题,不停修修补补,“很扰民”。

  对于向政府表达意见,大家此时已信心十足。“原来,愿意付出和理性地提意见,是真的可以带来改变的。”李达旋说。

  一群居民纷纷提议,自己要“关注”新家的设计。对建筑规划一无所知的朱淑芬硬着头皮,再次协助居民联系房屋署,要求该部门向居民“阐述重建项目的规划和设计”。

  不久之后,房屋署的建筑师王国兴真的抱着一大堆设计图纸,来到牛头角下邨,会见一群居民。“他们是用家,是以后真的要住在那儿的,我觉得应该给他们交代一下。”这个年轻的建筑师说。

  居民们还给王国兴送上一本亲手制作的小书。在这本花花绿绿的小册子上,大家列出了他们利用周末一起去“逛屋邨”时发现的香港公屋的种种问题,还附上了自己拍摄的图片、搜集的数据,并一一写下具体的建议。

  “如果你提的意见我们可以做到,做了之后又对居民更好,那为什么不去做呢?”本着这个“简单”的想法,房屋署的建筑小组采纳了许多居民的建议。

  多年以后,前往牛头角上邨参观的赵路兴惊讶于这个廉租房群落细致的规划。他来自中国内地,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。他发现,房屋署的建筑师们甚至专门研究了季风对高楼的影响,以便让廉租房的通风效果更好。

  在居民的提议之下,牛头角上邨还有着成熟的公共空间:整个屋邨添置了300多张长椅,方便居民休憩与闲聊。为了防止椅子在夏天遇热发烫,房屋署放弃了原来的不锈钢材料,采用居民提议的环保材料。山脚的大型广场上,按照居民提议,撑起了一个白色帐篷,方便社区举行大型聚会。

  这也让赵路兴得到启发。“以前我们设计保障房,光想着房子里头怎么弄,没想到其实这些低收入住户,他们也需要户外空间,去互相交往。”

  “那时候我们和房屋署,什么都可以商量。”坐在位于37层的新家之中,何对一切都感到很满意。听取居民意见后,房屋署在屋邨内增加了许多有利于老人的设施。从山脚到山顶,不锈钢扶手随处可见,方便年迈者扶着行走。每一条残疾人通道都宽敞平坦,可让两架轮椅同时通过。大楼之内,蓝色的指示牌映衬在涂着黄色油漆的墙面上,字体特大而清晰,方便老人在每一层20多个单元中顺利找到自己的家。

  “他们是讲道理的,我们交流的模式,完全不是他们故意针对我们,我们又不停地为自己辩护。”王国兴慢悠悠地比划着手势,回忆当年与居民的交流。他习惯用“互动”来形容这种交流。在长达数年的互动之中,政府与民众之间“互信多了”。

  “我们不再去管设计到底漂亮不漂亮,或者是不是我们政府最想做的,完全是街坊想做什么,我们就去帮他们实现。”王国兴说。

  在赵路兴看来,廉租房修建过程中这样的公众参与,内地城市相较之下“还有很大差距”。“他们的建筑师可以听到居民意见,知道居民的住房需求到底是什么,我们建筑师听不到。”

  “以前我们也有咨询公众意见,但那是单方面的,其实是我们先把一个东西做好了,然后问大家觉得好不好。”王国兴有点儿不好意思地笑着说,而房委会“原邨安置”的决策,给了房屋署一个契机,让政府“从零做起”,“和街坊一起做一样东西出来”。

  在全港700多万市民中,约有30%的市民长期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廉租房里。这些廉租房的单位面积为30~60平方米不等,租金约为同地区市场价格的1/4,为一批底层市民提供了有保障的安身之所。然而,在普通香港市民的心中,“屋邨”并不仅仅意味着价格低廉的福利住房。拆迁之前,牛头角下邨二区吸引了许多怀旧的市民。有人特意去为一幢幢老旧的楼房留张影,有人去寻访40多年前就开始经营的传统美食,一碗牛杂,或一碗鲜虾云吞面,也有人只想去感受一下那种独特的邻里关系。

  “在社会现实的急速发展过程中,我们都迫不得已地经常要跟所爱所属的说道别,唯一令我们安慰的,就是我们一同经历的种种喜怒哀乐,日常种种片段点滴……集合沉淀起来便是不可磨灭的集体回忆。”探访牛头角下邨之后,香港作家欧阳应霁这样写道。在他眼里,每一个旧社区都有它“独特诱人的老味道”。

  历经一年多的拆除之后,牛头角下邨眼下荡然无存,不久之后,空置的土地上将重新兴建一个大型社区活动中心。

  为了保存旧社区的集体回忆,王国兴特意在新屋邨的山脚下设立了十几个玻璃壁橱。射灯之下精致陈设的,是他从老住客那儿淘回来的一批旧物品:一个绣花盘,一张黑胶唱片,一套雕花陶瓷茶具,几部海鸥牌相机……

  房屋署请来一位摄影师,专门为牛头角下邨二区留存下生活片段的影像。那条空旷无人的悠长走廊,一位老人打开家门的瞬间,几个街坊笑着聊天的一幕,都被一一收进了相机。照片随后被打印放大,挂在新屋邨的里里外外,变成了新生活的背景。

  “其实这些我们都不用看啦,都记得。”在一幅记录下邨中秋晚会的照片前,有居民笑着说。许多居民最满意的,是搬迁之后,“那份情还在”。

  走在屋邨附近,何总会听到有人大喊一声:“何伯。”他老了,渐渐想不起眼前那些老街坊的名字,可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让他的眼睛笑成了两条缝。在菜市场,鱼档老板与他相识多年,老人还没走近,鲜鱼便已为他切好。

  “只买那5块钱的鱼,我都不好意思了,人家生意难做啊。”说起这些,何一直地笑。妻子常去女儿家中帮忙带外孙,何在屋邨里自得其乐,坚持每一顿饭都自己做。

  为了感谢多年以前房委会作出的决定,搬迁之前,一群居民特地邀请郑汉钧“重游故地”。“这么多年过去了,别人还记得我,真是没白做这个房委会主席!”这位已经卸任的高官马上接受邀请,穿上一身深蓝色西装,来到了下邨。

  李达旋至今记得,这位主席“毫无官样”。他与老街坊在屋邨的篮球场上边走边聊,还不时拿起自己的高级单反相机,对准老屋。

  “我最满意的是可以让居民,特别是长者,可以很健康,无忧无愁地安享晚年。”时隔多年回忆起当年的决定,郑汉钧说,“作为决策者,我自己都有一份满足感。”

  当年的决策现在已经融进了居民的日常生活。新屋邨的山脚下,两位年近八旬的老伯坐在一棵大榕树旁回忆过去。

  “美心(餐厅)这个灯箱啊,我年轻时不就是做这个嘛。那时哪有现在的人幸福啊,有什么做什么……”

 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。30多岁的时候他们便已相识,常常互相介绍工作。后来,他们一人扶着拐杖,一人坐着轮椅,一起从牛头角下邨搬到了上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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